从丽娃河到未名湖

回芜，安好。
13日离芜。因为奶奶在住院，我得多陪陪，所以不会出来聚会了。谢谢在芜师友们盛情。
另告：原手机号13日后停用，以后有事联系我，请电邮。MSN出了毛病，暂停使用。

2日，读书。晚师门聚于何贤记。
3日，读书，收到JH老师寄来的书和文章。
4日，中午，一两年未见的WY同学赐宴。当了大律师的老同学平日里忙得半点空闲也没有。很感谢她在堆积如山、想来焦头烂额的事务包围中，特地抽时间替我饯行。去了一家朝鲜政府开的餐厅，那海鲜味道满好。如果不是电视里一直播着金日成和少先队员在一起之类的片子，还有周围挂着朝鲜人的图画，一定会以为这家装饰很不错的饭店是韩国人开的。按照老同学现在跟人会面的价码，若我是客户，即使打折，每小时1100元，这两三小时我怕是要破产了。
WY同学是很好的人，隆重推荐一下，欢迎还没有朋友的青年才俊们踊跃报名高攀。同时也希望我的另一个老同学、温良诚实的LK君能好好把握机会，虽然他们还没见面。
席间听到很多高中同学的消息。我的同学、某人的姐姐的事情，让人吃惊不小，须知后果总有前因，强中自有强人。不管怎样，总不希望老同学人生不幸福，CMFT吧。
晚，FF君还要招饮。好日子不多了，去HK就要过苦日子了。

《读书》第7期。 《万象》，2007年第1期，6期，7期。
《二流堂纪事》（增订本）。 《京都一年》，林文月。
《上学记》，何兆武。 《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
《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桑兵、关晓红编，三联。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许纪霖编，新星。 《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著。
《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剑青论文）。 《延安京剧改革》（吴论文）。
《心身之学：韩少功和他的90年代》（季论文）。
《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赵园著。

在经历了最最煎熬的等待，几乎要绝望了之后，在26日下午，才终于网上终于看到“in progress”变成了“approved”。
如果从5月初我寄出材料开始，到现在已经11周多；即使按学校5月底发给移民局来算，也过了2个月，早早超过所谓4－6周的承诺。
敢情全天下都是一样的官僚化。
接下来还要打起精神，还有好多麻烦的手续需要办。

借住小季处，麻烦他甚多。如果不是等那个VISA，这时早就应当在家里了。
打电话去催，对方只说让再等。敢情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那么不负责任，不讲效率。

在畅春园或者说在北大的这最后一夜，注定是难以入眠的。
晚上和wanghao、libin等在北华吃了最后一顿散伙饭，我说我们大概是我们班最后一批散伙的了。
走道里一片狼藉，好多门里已经空空的，不复再有粉红哥哥的嗲声，突然想起这一年半来，几乎是骂着这嗲声过去的。
从上海回到北京的这一周多，一直都在聚会，在送别，在谈心，在感慨。几乎天天都在熬夜，身体疲惫至极，精神很亢奋，情绪却又是低的，就这么复杂的混合。
在这深夜里，说下我的谢谢。当面，我都省略了这些话。
To 现代文学专业的兄弟姐妹，谢谢你们这三年来的关照。我大部分的沮丧和小部分的喜悦，都是由你们伴随着而经历的。我不会忘记我们那些数不清的聚会、高歌，还有深夜里在校园的游荡。你们都会留在北京，而只有我一人南下，这是这些天最让人难过的事情。你们以后的聚会时，一定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To 师门内的兄弟姐妹，感谢你们在学问和生活上对我的细心关照，并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给以鼓励。尤其要谢谢小季，答应我去那儿借住；谢谢ZZ,最后送我的那些书；谢谢小彭、汤莉、卫、袁、陆诸位。
谢谢XD老师，半黑的黄昏，乱轰轰的车流来来往往，在公交车站等了很久，他执意要等到我上车才离开。学术上的告诫都会记得，我更感动于他纠正我时说的：“不能说‘失败’，都是经历。”

昨天从潭柘寺回，一路就在想迟到了，不知他们会不会介意，甚至会不会以为我故意要逃掉允诺好的一顿饭。
紧赶慢赶，到教室时，桌上已有好些卷子了。几个熟识的学生都交了走了。改卷子，看到其中有一张上简笔勾勒了一副头像，流泪状，边上写道：“老师，你为什么不来。答应我们的事情，忘了吗？”
因为这些字，我昨晚一直处在惴惴中，虽然仍旧和师门兄弟姐妹们喝着酒，期间还撞裂了一个玻璃杯。
打电话给他们，约今晚见。晚上赶到清华，终于请他们吃了晚饭。
请完他们后，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虚空感。一人坐到校园里的清青快餐里，要了个圣代。好一会，好像才缓过来一样。
无从表达，看到康兄的博客，记叙他跟我说过的情形。他说得很到位。

6月28日夜，零点之后，一个人走在华师大的校园里，路上看不到别的人，只有大片的黑暗，模糊的灯光，几滴若有若无的雨，以及闷到心底的热。平日里短短的路，现在无论怎样走，都觉得漫长，仿佛每一步所踏过的都不过是影子，没有缩减哪怕一分的距离。“大都市与文化理论”的研讨班闭幕了，连闭幕之后的言语的狂欢也闭幕了，在和远道而来的姑娘调笑之后，在和远道而来以及非远道而来的兄弟们戏谑之后，剩下我，并剩下这满怀的空虚，就像无论喝下多少的酒，都只能消散成口腔里一道模糊的苦。

回到北京了。谢谢在上海，师友们的照顾。
上海的离情刚结束，便要面对北京的别绪。
回来几乎都过了毕业的期限，时间，让人无法停留。

转贴荣兄给朱康的诗，很喜欢。

喝醉

罗烨（S城写作）


喝醉之后，我想很多的问题
包括朋友们各自的道路，包括未来
以及意义什么的
以及镜子的原理：
镜子本身不会在镜子中出现
往返回复的是不停歇的光
当光隐去，我们看不到光明也看不到黑暗
黑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兄弟，如果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我们就会什么都不说，假装看不到一切
可事实不是这样。最近我老是想
东方是西方的镜子，可是你们知道
镜子本身是不会在镜子中出现的
老朱不久就要去纽约，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想说：兄弟，你走后，上海更寂寞
后来，老朱说：纽约更寂寞

当西方变成东方的镜子
我们就会慢慢看见
在镜子中，镜子本身是不会出现的
往返回复的是不停歇的光
纽约的地铁咣当着开过去
带有浓重拉美口音的报站声难倒老朱
2007-6-8

14日上午到上海。14－17日，上大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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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莫泰，继续一周会。

下午DF短信，问我要不要来北师大。下午下课后过去。
晚DF请吃饭，她明天要去大阪了。她叫来YJ，在北京还是第一次见。领我逛校园时，被告知北师大三宝：女生、乌鸦与启功。
回宿舍，收拾行李。给EQ电话。
在师弟博客上看到这样一段，引来给自己打打气。
坐在会议室时，看看春田兄论文的“后记”，起初对他对学界状态的种种反思不以为然，可看到后面他自述多年来问学的飘泊和对家人的感怀时，感动与震惊之余，却越发能够感知心中那尺坐标的逼人。这些年来，总会感受到周遭人群的变化，一茬一茬的人走，一拨一拨的人来，自己的状态也都不由跟着这样的洪流不断调整变化。自以为一直以来也很是遂顺，只是想起两年前对于昨天答辩会的设想，现在则不免有些错位后的可笑与自嘲。

上午整理材料，交去系里，了结手续。
下午收到这一期《xxxxxx》，里面的文章真是太烂了。尤其是还登了H的一篇什么《论语中的“之”字》。我的天，干嘛要来凑热闹。很讨厌这样又要当官，又想显示自己还认识两个字的行径。记得这题目好像是大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时的作业。
去J兄那里拿他送我的论文，值得好好学习。
晚取钱。久不上街。去买了休闲裤两条，皮鞋一双。TMD，一，衣服总是比书贵；二，钱永远是一个问题。
回来，跟ZK通电话。Z说Wangchen租了房子，就在他家旁边，太好了。
去上海，让我有无尽的欢欣。05年1月，05年6－7月，06年6－7月，07年1月，07年6月，算算已然五趟了。

下午答辩，我是第一个，很顺利。
后面四个也很顺利，我和小倪得了优秀。
照了相，吃了饭。谢谢老师们。

中午在清华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一头恼火。北大食堂一般是把饭菜打到一个塑料式的盆子里，已经颇感滑稽了。而清华居然是打到铁盆子里。我记得一般人家养猫养狗，喂食的盆子就是这样。实在受不了这种风格和气氛。

重看《金枝玉叶》，现在的香港电影是远远没有那样动人了。

昨日看《秦腔》。硬着头皮读完，实在不喜欢这样的小说。我很怀疑大部分批评家根本没有读，就大加称赞。
到今天，贾最好的作品，依然是《废都》。
晚去中关村步行街吃寿司。回来途中，在书店淘书两本。
天极热，在寝室读读闲书，很是快意。

晚上和J、Z、YJ一起去老师家。
老师针对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送了一番临别赠言。十点半回。
很感激。怎么可以不好好做下去呢？

今天闯了一个大祸。昨天下午跟H老师说好，今天早上6点送他去机场。手机定了闹钟，谁料忘记把声音调大，一觉醒来，已是六点四十。看手机上H师已经打过两个电话。赶紧回电去，老师说他已经在路上，虽然说他没关系。但是我还是感到非常抱歉。真恨自己，忏悔了整整一上午。
没闹醒，也有点原因。昨天晚上在msn上碰到罗老，罗老紧追着问我很多问题，关于理论，他说你在PKU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理论训练。而且他批评我们总是抱着后结构、后殖民这样的理论，这样不行，必须回到原点读马列。
他的批评让我焦虑，翻来覆去不能入眠，也许大概两三点才睡着。
从来还没有办事不牢靠的经历。今天这个事情，是个教训。

今天白天重读《呼啸山庄》。我初中时最喜欢的西方小说就是这本。重新读起，那种爱情和人生的凌厉还是扑面而来。
下午学志会，本届结束了。说感言时，不自觉地有些动情。晚聚餐。

夜跟ZK兄通电话，像我们这样经常在电话里聊学术一两个小时，感觉很棒。学术根本应该交流，不能像那种自己圈块地、什么也不管地去做。

在儿童节
S短信说
你知道吗
G要做妈妈了
很高兴
或者悲伤

论文答辩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某些人在后面做七做八，名单调整了三四次，费尽心机。
既然没本事指导学生，何必当什么导师？有些人，实在让人鄙视。什么也不懂，还经常要说怪话。

贴上我的后记。无意于套近乎。管你是什么大人物，如果看不起你，根本就不会玷辱我的笔。

后记
这篇论文可谓命途多艰。4月动笔，本就仓促。写作中电脑莫名其妙中毒崩溃，写好的东西荡然无存，不得不重头再来，心绪因之大坏。到终于敲下论文最后一个字时，竟也没有想象的轻松和欣喜。反倒是沉重的疲惫感，涌上心来。
平时喜欢乱翻书，好像是在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雅观而无择，滥阅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考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也懦而无立；纂钞史籍之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也劳而无成；闻人之长，惟恐不及，将疾趋从之而辄出其后，其失也欲速而过高；好学为文，未能蓄其体，经术隐奥，茫乎其无所适从，泛然而无所关决，是又失之甚者也。”当时并没有“学术规范”的意识，忘了记下出处；但这一条一条带给我的震惊感，却实在不小。反省一下，好些“学弊”，自己都可以“对号入座”。彼时的不安和恐惧，今日仍旧记忆犹新。
这几年来，自问对学术的热情并未因为外部世界的喧嚣和躁动而减少半分；那些个在阅读和写作中悄然已逝的深夜，也多少见证了自己的些微努力和辛劳。但是，原来的习气和局限，未见有克服和突破的迹象。思考能力和知识状况长久地停留在旧有水平，难有新的深入进展。即或略有所得，也都不如人意。每每有师友问及近况，或者说看到我的什么文章见刊，就愈发心虚得紧，很怕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其实，最难面对的还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是自知之明、自我反省乃至自惭形秽。它们潜滋暗长，频来相袭，让人无法回避，无处遁逃。
一个人只要愿意认真地活着，诚实地面对自己，一定会遭遇生存意义、生命价值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你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对于所信奉、看重的生活与意义的确证。我们这批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并不像我们的老师辈那样，身上携带着1980年代“新启蒙”、“文化热”的历史经验。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恰恰是中国迅速的市场化进程。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资本逻辑所打造的单一化“精彩”生活模式在全社会铺展开来。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人文学术，已经彻底地边缘化了。在普遍性的浮躁和虚华中，如果还愿意选择并坚守这个没有“前途”的行当，把它作为自己的未来方向，那一定是因为学术对于你有着朴素然而致命的吸引，一定是因为你感到学术和自己的人生意义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种内在连带，使得你可以忍受物质生存的贫乏，可以无视流行风气的恶俗，去想象和创造另外一种“精彩”。既然如此，当你遭遇一个明显的落差——一面是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自觉选择，另一面是乏善可陈的自我表现，两相比较，很难不在心底生出焦虑和悲观，甚而会怀疑起生命的虚掷吧。
为学之难，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顾炎武曾论著书之难，谓“必前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而后为之”。若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今中外大部分著作，原本就可以不写。然而，学术中的“垃圾制造”，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当下中国学院内刻板的专业建制，数目字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现实利益的刺激，更体制化地加剧了“垃圾制造”的规模和严重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却并不能成为学人随波逐流的理由。相反，愈是意识到和不满于这种学术生产状况，愈是应当拒绝苟且，取法乎上，踏实读书，认真写作，追求厚重，警惕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也变成无意义的“泡沫”。学术没有固定样子，但很多学术经典有着让人追慕的共同方面。我一直很喜欢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私心里也作为追求的目标。当然远远超过了一己能力，但到底还愿意心向往之。
为学之难，还出于对一个更本体的问题的追问：学术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学术中的真精神？这牵涉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的独立性，学术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位置，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等一系列相互纠缠的问题，不是短短篇幅能讨论清楚的，而且会因为各人立场和趣味的不同而人言言殊。至少有一点，很多人都承认，学术不应该只是一种用来交换的“物”，或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正如理论的意义在于开启而非封闭想象力的空间，同样，学术也应该追求打通而非隔绝历史与当下，文本与人生。北大校友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有“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之语，我曾由此略作发挥：
我们特别愿意以这样的“真精神”作为自己在学术道路之始的自我勉励，并力求将之体现在我们的学术研修过程和习作中。且不论这“真精神”是蔡元培执著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鲁迅在意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还是“追求自由的天性”，抑或“明其道不计其功”，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轶事与风采。总之，它是与不甘平庸，生气淋漓，洞察大局，热忱相向的精神气象和追求分不开的。切入时代症候，直面社会难题，丰富精神世界，重建文化自觉，在在都是“宏大叙事”。不过，倘若认定了学术与社会历史、主体生

上午去清华，精神不好。早上上课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中午小雨，送中大的老师同学走。leung和必信兄都说原来以为下雨我不会来了。WEI老师说香港见。
给两位评审论文的老师打电话。晚TXB来，在系里讲座，实在太累，懒了一下，就不去了。
看《巴黎的忧郁》，书印得很漂亮。

PPT做好，为明日北大-中文大学会。刚刚拿到论文册，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写张爱玲的那篇就不错。
而我，不过又是拿旧文凑数。怎么办？落后的生产力。

講故事的人──論張愛玲小說中的記憶
重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原点”——由“竹内鲁迅”所引发的
从“荒域”到“V城”--王韬和董启章的香港故事与男性建构
廖恩焘粤讴写作初探
胡适的两部文学史

本来应S兄之邀，周末两天准备去十渡玩。可惜，昨天下午在系里看到通知，下周二有会，要去报告一次。
只好作罢。乖乖学做PPT。
在快毕业的时候，老师们这样抬举，还是感激的。

心绪不好。网上看到某人一些话，不晓得怎么至此。也许，她以为世间本就可无所不为。
多么可怕的人。——出此恶语，连我自己感到悲哀和耻辱。

看刘绍铭《一炉烟火》。里面抄到几段笑话。
张爱玲《对照记》有《笑纹》一篇，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灵魂按摩的法儿。原文照抄：
1970年间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则笑话，是实事，虽然没有人名与政府机关名称等细节。这人打电话去，问部长可在，请部长听电话。对方答道：“我就是不讲。”这人再三恳求，还是答说：“我就是不讲。”急了跟他理论，依旧得了同一答复：“我就是不讲。”闹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就是部长。

有洋朋友因夏教授“快人快语”的作风而戏称他为loose cannon,意为“口无遮拦”。
殷志鹏教授的《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一书，除记录先生的学术贡献外，还收集了不少有关他的逸闻趣事。附录有汤晏《右手与左手猜拳》一文，记唐德刚访夏志清。兹抄一段：
这个故事刚说完，他（唐德刚）又说了一个关于夏志清结婚的笑话。当年夏志清与王洞女士在纽约最大、最豪华的旅馆Plaza Hotel（现已更名）举行婚礼。婚宴中夏志清对这家气派不凡的名旅馆，赞口不绝，兴奋之余，他转过身来对唐德刚说：“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

一直想翻译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前几天在书店看到何美女已经译出来了。
今天粗翻了下，看到个小瑕疵，序里感谢李欧梵误植为“李鸥梵”了。

读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没有贵族，也没有乞讨者。乌托邦视黄金如粪土。人民的所有财产一律公有，吃饭用粮票领，按需分配。每个城市居民都要去农村参加两年农业劳动。乌托邦人每人每天劳动六小时，其余时间学习冶炼钢铁，纺织等。住房每十年抽签调换。籍以彻底废除私有制。乌托邦严禁酗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
有点没劲啊，不是吗？

读《摩登与现代》，谢的书。又看了一遍钱的序言，钱最后一句是“愿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多一点严肃的坚守和明达的宽容”，说得真好。
图书馆去借Yan Haiping的新书，碰到同学，略寒暄。

王佐良《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很精彩。看腻了那些“我爱过你”，越发觉得如是这般写爱情，才好。

之八

我们的爱情决不纯洁。天和地，
草木和雨露，在迷人的抒情过后，
就是那泥土的根。你如水的眼睛，
我却是鱼，流入了你生物学的课本。

但孩子并不算是惩罚。一种胜利，
我们在感官的哭泣里忽然亮了闪了。
过去的，要求的，交会在产床上，
但拒绝了不朽，我们拥抱在烦腻里。

为什么用手遮住脸，为什么不看
我那皱眉的忧郁，我那踌躇？
你的腰身拯救了我，我的无神的心。

然而你做着山山水水的梦！
让我们坐上马车，走出东郭的门，
看无尽无尽的绿草，而流下眼泪。

重看那篇座谈，其实意思不大。不过是我在整理中，把题目弄得比较花哨，而已。

从 “世界诗歌”到“诗歌的世界”——关于宇文所安“世界诗歌”问题的讨论
时间：2006年5月24日下午
地点：北大五院现代文学教研室

一 “世界诗歌”：问题的提出
二 翻译的政治与文化霸权
三 中国新诗评价与批评模式的反思
四 网络空间与流亡身份
五 旧体诗：“诗歌的世界”可能吗？

本人的几段胡说八道，如下：

“世界诗歌”是宇文所安这两篇文章里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当然他主要持批评态度。我自己是把这个概念与“世界文学”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歌德的时候，就有一个“世界文学”的构想。现在来谈论“世界文学”，比较容易将之简单当作超越具体民族国家的经验、语言，建立一个共通、普遍性的、不会“在旅行中变质”的文学写作的可能。具体到诗歌，用《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那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跨越语言界限以及如何可能跨越语言界限来构筑诗的价值”，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普遍的诗歌书写与阅读的方式，以及评价机制的问题。但是，首先要厘清，在西方世界里，已经有很多对于“世界文学”的深刻反省了，包括歌德的“世界文学”是否就指超越具体时空和文化差异的文学，是否就单纯地对立于地区性的文学而存在。类似于这样的检点，也许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

诗歌的特别，正在于它似乎是最不可译的。诗歌联系着各个民族最内在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心理；相比其他的文学形式，诗歌与语言又有着最为紧密的贴合关系。《什么是世界诗歌》从北岛进入，讨论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遭遇及其意味。宇文所安对北岛的诗歌历程作了一个微妙的分别，就是朦胧诗写作阶段和后来在海外的诗歌写作。他认为在前期，北岛的抒情诗中还有所谓“中国新诗的兴奋”，中国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在其中有着特别的位置。但是，这样的诗歌往往容易流于“滥情”这一“中国现代诗的痼疾”。而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写作，更多体现出非政治化和对于“诗歌的广度”的探索，这个“广度”恰恰就是在西方世界被更大程度地接受的原因，换言之，是成为“世界诗歌”的“可能的前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诗歌中，首先诉诸于“可替换意象”和“意想中的画面”，“人同此心，心同此意”，与民族经验、语言也许未必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在翻译中也并不会变形。

宇文所安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吊诡。在北岛的《八月的梦游者》里，大部分诗歌是不太依赖于汉语语言特点的，包括文字排列、特殊语汇、音调效果，而意象本身“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能都是优美动人的”。但是，最终确立其“世界诗歌”的地位，又恰恰是通过翻译后的英语译诗，而这个译诗的面貌最终必然要落实在英语文字的特点——文字排列、词汇、音调，乃至于英美诗歌互文性的“回响”之上。他把翻译的情况带入，在第三世界语言与第一世界语言的语际翻译中，一个严肃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某一种语言与民族的诗歌能否进入“世界诗歌”的门槛，这个权力是谁赋予的，通过什么途径赋予的？在诗歌转译、传播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认证权力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比如作为“制度化的文学标准”的文学评奖，特别是诺贝尔奖的问题。还可以补充的，像出版社、图书馆、传媒、大学制度与文学知识，以及基金会对于诗歌写作与批评的支持、资助，等等。显然，“世界诗歌”不是什么纯洁、均质的空间。“世界诗歌”的理念与实践，携带着西方的文化权力与想象。在第三世界国家，结果往往变成“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

“世界诗歌”的观念与实践，其实也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之内的文学制度、文学评价就完全失效了。“有一些国家文化权力结构和国际文化权力结构很相似。”“世界诗歌”今天之所以呈现这样的面貌，跟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学机构、文学制度（包括排斥）是有关系的。比如，他讲到一国内部的机制是如何潜在地影响到了诺贝尔奖这样的全球性的规则。

在宇文所安看来，二十世纪初期的亚洲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诗歌。但是，新诗的资源是舶来的。本土的诗人阅读经过翻译来的西方诗歌，用习得的技巧和“语法”进行诗歌创作。然后，其中有些作品又被翻译回西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新歌不过起到了“回响”作用。显然，如此把新诗视作对西方诗歌的一次次“致敬”，这可能会有争议。

我最近看《八十年代》一书，中间有一篇是查建英对北岛的访谈，查建英问北岛：“有批评者认为你后来的创作因为过于转向‘内力’和‘个人体验和趣味’，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或社会性，不再能引起广泛共鸣。你怎么看这类批评？”北岛回答：“诗人与历史、语言与社会、反叛与激情纵横交错，互相辉映，很难把它们分开来谈。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他往往越向前走越孤独，因为他深入的是黑暗的中心。”他自己显然是不认同那种批评的。相反，他对他自己某些早期诗歌，包括《回答》，觉得要保持警惕。在那个访谈中，北岛还谈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说“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

GY君4月来京后，一直没空见面。今天有了时间，晚在呷哺吃火锅。
出来后，CM电话，正好赶上回北大看《失明的城市》。很不错的话剧，结尾是败笔，最让我震撼的，是中间的两段枪声。在我，简直要读/听成隐喻了。

写好狗屁论文，再也不想再管“垃圾生产”。
如果能一直读闲书，那么我就会很满足了。
休息的这一周，读了《新诗评论》，2005年第1辑。 《读书》，第5期。
《文化江南札记》，胡晓明。 《万象》，2007年第3，4，5期。
《书城》，2007年第4，5期。 《情到浓时》，刘绍铭。 《胭脂扣 生死桥》，李碧华。